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建筑师与20世纪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前不久分别在江苏无锡和北京落幕。在这两个会议上，一个重要概念的轮廓正日渐清晰――20世纪遗产。
顾名思义，20世纪遗产是指诞生于1900年至1999年，具有种类繁多、保存完整、延续性强、贴近生活、丰富内涵和感召力，能够反映20世纪百年变迁和多元文化特点的遗产样式。
20世纪遗产的认定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历程。当时人们普遍认为，20世纪遗产这一概念内部蕴含着矛盾。因为“20世纪”意味着“现代”，意味着“我们存在着的世纪”；而“遗产”则意味着“传统”，意味着历经岁月砥砺而渐生光泽的“古老文明”。与那些穿越漫漫尘埃、令人肃然起敬的古代遗产相比，20世纪遗产的面庞的确太过稚嫩。1981年，悉尼歌剧院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时，世界遗产委员会以“竣工不足10年的建筑作品无法证明自身具有杰出价值”为由予以否定。1984年，建筑师安东尼·高迪的作品首次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还曾引起广泛争议，因为这些“被施以邪恶魔法”的建筑仅仅是“一种尝试”。
在这种观念下，20世纪遗产保护一度被忽视，城市的急剧扩张与现代化使得20世纪遗产首遭荼毒。据统计，1900年全世界城市中存在的重要建筑到2000年已有一半遭到毁灭性破坏或完全消失。
人类对自身思想轨迹的反思促进了20世纪遗产观念的进步。1979年，作为第一个20世纪遗产，奥斯威辛集中营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尽管距德军铲下第一锹土才近40个春秋。人类历史最黑暗的一页竟然发生在思想和技术极大进步的20世纪，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值得庆幸的是，今天，20世纪遗产――最初由加拿大、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等国家发起的新型文化遗产观念，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的推动下，20世纪遗产保护成为全球战略，目前已有30余处20世纪遗产被载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确定为当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和实践的主题。巴西的巴西利亚、瑞典的森林墓园、比利时中央运河上的船舶升降机、印度的山地铁路、法国的勒阿弗尔城市重建……这份名单不太长，却承载着人类在短短百年中所经历的无比荣耀和巨大苦难，记录了那些簇拥在我们身边而被我们忽视的记忆，见证了人类想象力的无限可能。正因为“现代”与“遗产”的双重属性，20世纪遗产保护被形象地称作“一种没有历史距离感”的保护行为。
令人兴奋的是，在这份不长的名单中，中国的庐山国家公园、开平碉楼和村落位列其中。中国城市尚存的历史建筑仅占历史建筑总量的3%，20世纪遗产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
保护好20世纪遗产，留住我们身边的记忆，这已经成为世界遗产保护工作者的共识，但这远远不够，20世纪遗产保护需要每一位时代的参与者、见证者共同付出努力，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扪心自问：我们还能为后代留下什么？
（作者为本报主任编辑）
文化不是化石，化石可以凭借古老而价值不衰。文化是活的生命，只有发展才有持久的影响力，只有传播才有影响力，只有有影响力，国之强大才有持续的力量。与捍卫传统一样，“文化逆差”不仅深刻地刻画了中国当今的文化态势，也尖锐说明了中国真实的世界地位。以为保留了“遗产”就可以留存文化，以为捍卫了传统就可以畅达千年；或者以为经济强大了就成了大国，以为中国崛起了就走向了强盛，不是一种舍本求末的幼稚，就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
说实话，我们中的很多人并不爱自己的文化。与韩、日真心以自己的文化为傲，因此想向世界展示、要国人承传不同，很多国人只是要一个古老文化的虚名，要几块世界遗产的招牌，以便更好地“做生意”，更好地将经济的“巨无霸”做大。
反思的目的不是究责，而是更好地担责。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虽然越来越深入人心，但在专业领域还是一个新兴课题，技术能力和观念能力都急待提高。而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遗产保护显然“时不待我”。我们如何最大程度地规避损失，实施有效保护，为人类守护好精神的家园，这是一份沉重的责任，而不是时髦的话题和课题。
文化遗产的特殊性，注定了灾后文化生态的复建可能历时很长，这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不必抢速度，也不必求数量，我们要竭力寻找媲护真实的历史文化信息，还人类一个真实、全面、客观的精神家园。这已经不是地震灾区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而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共同问题。
海外版望海楼：我们身边还有“文化遗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