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类比论证
即抓住事物间的联系，展开联想和类比，证明论点正确性的论证方法。世间万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和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抓住这一点就可开辟广阔的思路，产生崭新认识，写出观点新颖、内容充实的文章。
【范文一篇】
从伯乐相马说到制度选人
《*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正式颁布，这是我们*和国家制度建设中的一件大事。由此想到伯乐相马和制度选人这个话题。
伯乐相马，是一个古代寓言。汉代韩婴在《韩诗外传》中说：“使骥不得伯乐，安得千里之足!”唐代韩愈在《杂说》中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人们赞许伯乐，是因为伯乐识才独具慧眼，后人多以伯乐相马形容举荐人才的善举。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不少领导干部以伯乐的慧眼和胸怀，擢拔人才，奖掖后生，实为对改革和建设的一大贡献。当人们为我们*和国家人才辈出、事业兴旺而自豪的时候，永远不会忘记伯乐们的高风亮节。
伯乐相马的精神是好的，但用这种办法选人毕竟有其局限性。因此，多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建立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推进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建设。《干部任用条例》在多年试行的基础上，吸收了新鲜经验，对干部选拔任用的原则、条件、程序管理以及监督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是制度建设的一个很大的成就。
***同志指出，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十分注意解决好知人识人问题，关键是要健全和完善干部考察、评价、监督、激励的科学机制。经验证明，看准人选准人，靠一两个、几十个伯乐是不够的，凭个人的经验和感觉是靠不住的。正像在有些地方和单位，常常是“由少数人选人”或“在少数人中选人”，缺乏公平、公正、公开的制度保证，也缺乏完备、规范、严格的标准。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总体情况是好的，但确有遗珠之憾，也确有坏人混进领导岗位，给*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损失。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转变观念，健全机制，创新制度，实现靠制度选拔任用干部。
靠制度选人，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变“相马”为“赛马”，使德才兼备、干部“四化”等标准有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谁优谁差，谁符合条件，谁“有本事，靠得住”，通过竞争，择优选用，从而最大限度避免了走门路，拉关系，靠年头“熬官”，凭关系“跑官”，甚至用金钱“买官”的弊端。这样就提供一个公平竞赛的平台，人们有了展示才能的机会。
把选人用人的标准、条件等交给群众，使群众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是《干部任用条例》的一大特色。干部生活在群众之中，他们情况如何，群众比较了解；选谁用谁，群众胸中有数；怎么选怎么用，也在群众的监督之中。这样就大大提高了选人用人的透明度，扩大了民主和监督的作用。这是防范失误，堵塞漏洞，真正把人看准选准，避免用人失察的重要措施。
程序十分重要。完备的程序环环相扣，每一个环节都包括了对干部考查的重要内容。履行各项程序，层层把关，就能最大限度杜绝干部选拔任用的舞弊现象，保证真正“靠得住，有本事”的人被选拔上来；防止一些不称职甚至有污点的人“带病”上岗，有效地从源头预防和治理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人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干部任用条例》的贯彻落实，我们的干部工作必将更加富有生机和活力，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这篇论文所运用的是类比的方法。通过“伯乐相马”与“制度选人”进行类比。指出“伯乐相马”有其局限性，应该变“相马”为“赛马”，靠制度选人，靠群众选人。
七、假设论证
假设论证是在推理时使用的。是指在推理时，先假设一种相反或相似的情况来进行论证，然后通过对假设情况的肯定或否定，来肯定或否定所要论述的观点的正确或错误。这种方法不着眼于现实，而是着意于推理，使文章更具有说服力。
八、归谬论证
归谬论证，就是在辩论时，姑且承认对方的观点是正确的，然后再根据对方的观点，按照逻辑进行合理的引导，直到最终得出不符合事实或违反公理的荒谬的结论。
【范文一篇】
高薪岂能养廉
近来许多人呼吁高薪养廉，断言只有给政府公务员以优厚的物质福利，使其不仅能够养家煳口，还能保持较高的消费标准，才能实现廉洁政治。这种观点极富人情味，很容易获得人们的赞成。但实际上，高薪与养廉之间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直接联系。“廉”的实现有许多条件，并不是只要有了高薪就能实现的。
低薪导致腐败的观点，在国内外都有所见。我们不能说这种观点毫无道理。但从已经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看，还没有发现哪个腐败分子是因为生活困难而贪污受贿的。腐败分子所追求的，并不是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而是无止境的财富聚积。他们的犯罪，是贪得无厌的私欲使然。许多腐败分子犯罪金额之大充分说明，用高薪养廉论者设定的工资水平，根本不可能填满他们的欲壑。任何天真的想法都是没有根据的。
人必须首先吃穿住行，然后才谈得到理想和信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但人们的物质需求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常数。而且，人们物质需求的满足，首先是一种主观体验，是一种主观认定。在同一种物质消费水平上，有的人可能已经很满足，有的人则可能很不满足。一个人的物质需求是否得到了满足，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们得到了多少物质条件，而且取决于他们如何认识自己所得到的物质条件。更何况，人不光有物质生活，还有精神生活。作为社会精华的公务人员更是这样，不能只追求物质消费，还要追求荣誉，追求成就，讲究*守。一个人如果*守高尚，不管物质生活多么贫乏，也绝不会去侵占公共利益。片面地追求物质消费和财富聚积，是一种不健全的非理性的病态价值取向。一个人如果被这种病态价值观所左右，只要遇到足够的物质诱惑，就可能不惜去冒杀头的危险。这是一种精神现象，服从精神活动的规律，仅仅用经济学的观点，用犯罪成本之类的概念，很难完全解释清楚。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既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公务人员可不可以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这个问题已经不容回避地摆在我们面前，必须做出毫不含糊的回答。
的确，富民政策是由我们*自己提出来的。但这一决策的主旨并不是让*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先富起来，而是让一部分老百姓先富起来。公务人员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当官即不许发财。”既当官又发财，人民群众是不会拥护，不会允许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于公务人员来说，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种必备的思想素质。无论什么时候，*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能一看到别人富起来了就心躁眼热手痒，觉得自己能力比别人强，水平比别人高，贡献比别人大，就应当比别人先富快富；更不能与大款们攀比物质消费、攀比财富占有。毫无疑问，在当前，公务人员的富裕只能是指物质生活的适度改善，而不能是物质财富的急剧膨胀。因此，笔者认为笼统地说高薪养廉，很容易诱导人们错误地理解公务人员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中的地位，不但不利于廉政建设，而且不利于社会稳定。
作者针对社会上一些人主张“高薪养廉”的议论，从逆向提出反驳，指出高薪与养廉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并举出种种反对的理由，理由具体、充分，令人信服。
作者又引用范仲淹的名句，说明*的方针政策是让一部分百姓先富起来，公务人员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当官即不许发财。作者的结论似乎过于绝对，但细想起来，的确很有道理；而且“当官即不许发财”，成为文章的点睛之笔，语言精粹响亮，掷地有声。
归谬论证最适于驳论中，一般议论文中不适宜于单独使用，而应配合以其他方法一起使用，才能更好的发挥其独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