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金台随感：委婉语展现文明

　　人类的语言，并非在任何情况下均无禁忌。描绘灵物崇拜之词，或涉及人体隐秘部位、隐秘活动之词，即不能随便乱用。这时候，为保证“灵物”的光辉，就要代之以委婉语词。

　　已故语言学家陈原先生举了个例子：一位被崇拜着的伟人的名字，被分写在两行字里，书写者就十分倒霉了，仿佛他心怀不轨，硬要把被崇拜者身首异处。而对皇帝之死，也要说成“驾崩”或“薨逝”。只要特定时代、特定语境存在，这迷信就无法让位于科学。但我们是现代人，我们“现在”当然不能把迷信当科学，所以这样的规避，也就免了。

　　而关于人体隐秘部位以及人的隐秘活动的语言规避，或许什么时候，都是存在的。比如人类的性活动，我们知道无论中外，都有最粗俗的表述法，但在大多情况下，人们并不赤裸裸、口无遮拦地乱说出来。我们的老祖宗创造了诸如“床笫之私”等浪漫语词，现在我们也多含混地说“那事”等。女性月经一般被说成“例假”，小女生则说“倒霉”，最近有说成“大姨妈”的，外国则有“花期”的美丽说法。另如上厕所，我上学那会儿，女同学多称为“去一号”，如今则有“去卫生间”、“去洗手间”等文明说法。

　　人们这样说话，并不是虚伪，而是为了避免尴尬。这是一种优雅风度和有教养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积累，已经成为“不成文约定”。如果谁说话不分场合、情景，在大庭广众之下满嘴跑马，连说到隐秘之事，也总是赤裸裸、直通通的，就给人以粗鄙和不雅之感，令人侧目，叫人不大舒服和愉快。近日，有人对一些小说的“涉性”粗俗书名提出意见，说在家里都不好意思与子女同看。另有人为之辩护，说这个社会应该“宽容”，不该“遇事拿小孩子说事”，云云。我则认为，文学语言并不等于粗言鄙语。象征、隐喻等修辞手法，不都是作家们的拿手活儿吗！作家的语言因素，是最容易掺进社会公用语中的。作家给严肃的小说起一个名字，当然要考虑到包括小孩子在内的受众，别让自己的放肆，把孩子们的视觉听觉味觉污染了，还说是给他们奉送“精神食粮”！宽容，什么时候都是应该的，但“容量”毕竟有个限度。

　　真正的经典著作，比如《红楼梦》，书名何其典雅！连写了淫秽之事的明清小说《金瓶梅》、《辜妄言》等，也不特意把“性”突出在书名上。

　　如今之世，几乎无所禁忌、无所规避了——这从精神产品电影、电视剧、小说，以及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的粗俗语言上，即可得到印证。但我们不是原始丛林里的食人族，社会再开放，我们也不能动辄以特别突出人体隐秘部位或以人的性“说事儿”，至少从书名上，就不必把《红楼梦》改成《大观园里的快感体验》。恩格斯批评过“小商人的气质”企图“渗透全部语言”的现象——如今书商从赢利立场出发，动员作家在书名上耍耍花招，以便“大把的银子滚滚入囊”，我看也是一种“小商人”的企图。